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阎阳生 | 一段历史的预演和雏形——1965年:北京四中“小四清”和清华附中“大预科”

图 1:1966年冬,强弩之末的清华附中穿越天安门广场。燕长江王武镝图
 
文 | 阎阳生
 
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,国民经济全面复苏,两弹一星震惊世界。毛泽东同时把美苏列为敌手:“小小寰球,有几个苍蝇碰壁”。1964年国庆,清华附中的入学新生并列举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头像,从远郊的清华园坐火车到天安门游行;男四中的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在皇城中心隔墙猜测:“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……”
 
环境背景和学生结构的差异
 
地处京城中央皇城下的男四中,和远在圆明园废墟畔的清华附中对比鲜明。它们的学生来源和成份也不同。这种环境背景形成的天时地利、孕育的气质氛围,对文革中两校红卫兵的产生和走向有不可忽视的影响。
 
男四中:紫禁城下名校
 
图2:1960年代的北京男四中校门。
 
四中前身是1907创建的顺天中学堂,由顺天府府尹和学部议复御史联名奏请光绪皇帝开设。四中所在地叫皇城根,毗邻故宫是名副其实的天子脚下。解放后,更是和继承天子威仪的中南海一墙之隔,中央部委重臣府邸环绕四周,与林彪住宅桃李相望。
 
文革前后,只收男生,俗称“男四中”。校门是清末遗风牌坊式建筑,红漆校名由御用文豪郭沫若题写。但在一些平民子弟回忆里,它灰墙铁栏门楣阴郁等级森严。曾被电影借拍“日军宪兵司令部”。
 
四中号称“天下第一中”,当年全北京的中学只有四位特级老师,四中就占了两位。教学质量和高考命中率绝对领先,据说高考物理六道题押中了四道。京城的萨老师少、甚至认为,考上男四中,不管后来运势如何,都是“前半生”的一大功名。
 
清华附中:清华园畔新锐
 
图3:1965年,清华附中教学楼前课间操。王武镝供稿
 
清华附中地处清华园和圆明园之间,前身清华大学志成学校创办于1915年,是清华大学直办的子弟学校。和北京市的其他中学统归教育局管理不同,清华附中是清华大学创立和直接领导的。清华大学,以它独特的自由气质和个人奋斗,对半墙之隔的清华附中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。
 
而一步之隔的圆明园遗迹,在夕阳中把历史浓缩成一片沉重的墓碑,和毗邻皇宫高墙铁门的四中相比,圆明园废墟边的清华附中接着农田和荒野,更自然也更开放。
 
新任校长万邦儒雄心勃勃,一亮相便提出了一整套全新的改革规划。1963年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就一炮打响,高考理工科总平均分(495比487)和考入清华人数(43比36)均超过霸主四中(清华附中周鸿钧老师资料)。
 
1964(39比27)、1965(57比37)年考入清华人数更是和四中拉开差距,升学率和考入清华北大的比例跃居榜首,和男四中、师大女附中成三足鼎立之势。戴着清华附中的校徽,能照亮一车人的目光。
 
男四中:高干子弟主流
 
文革前夕,四中高干子弟云集,而且很多是开国元勋和中枢重臣之后。刘辉宣把它形象总结为“一二三”。即刘少奇的儿子一个(刘源源),彭真的儿子两个(傅洋、傅亮),薄一波的儿子三个(薄熙永、薄熙来、薄熙成)。将帅子弟就更多了。
 
在陈凯歌的班级里,政府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子弟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。“他们大都剃着平头,腋下夹着书本。一到黄昏,校园中就布满了三三两两的人群,或者围着体育场奔跑,或者在夕阳下大声辩论。(陈凯歌)”
 
虽然四中不乏刻苦攻读的平民子弟,但干部子弟由于其数量和影响,不能不主导了当时的校风。
 
清华附中:高知子弟主流
 
清华附中作为子弟学校的延续,清华子弟中的佼佼者首选清华附中。它地处八大学院环绕之中,它的学生大都来自具有知识背景的家庭。学生的分班和学号都是按考分排列的,良好家境和西式教育使高知子弟成为学校的主流。
 
陈小悦和周立基前后夺的外语大赛第一名,外语考试已经无法对他们评分,平时只看原著。跳高冠军陈小悦(父亲陈梁生哈佛博士毕业)、跳远冠军戴贤远(祖父戴季陶),父亲都是清华教授。
 
即使作为另一主要成分的干部子弟,也多来自军事院校和科研单位具有知识背景的中层干部家庭。这和四中集中了有中央背景的高干子弟不同。清华附中最早起事的卜骆邝(卜大华、骆小海、邝桃生)是高二预科的同班,他们的父亲都是科研机构的中层管理干部。
 
高知子弟占据了学习和体育的第一梯队。干部子弟紧追其后,在一个突兀的时空交错点上终将撞出特异的火光。
 
男四中:性压抑
 
性别结构的不同,也是造成两校气质和行为差异的不可忽视的原因。
 
作为只收男生的四中,充满封闭的焦虑甚至自虐。引领校风的高干子弟,以不修边幅为荣:“衣服还新的时候就打了补丁,有人甚至冬天也不穿袜子,布鞋被脚趾顶开了一个洞也不去修补。(陈凯歌)”。
 
唐晓峰“平生头一次谈心,是与一个要帮助我的干部子弟,我俩在校园找了个背人角落一坐,那种感觉,比头一次搞对象还别扭。”
 
挤在闭塞楼群的水泥球场,热衷同性的身体对抗和粗鲁的玩笑。一个学生因为被健壮的贺鹏飞(贺龙之子)撞到了篮球场外,天天绑着铁砂带,绕大操场跑20圈以上。但他在校外见到女生却心惊肉跳,深信男女同池游泳可使女生怀孕。
 
对异性只有封闭的想象和焦虑的渴望。北岛回忆:生性腼腆的C同学,曾在入团书面思想汇报中,坦白了自己关于性的想象,包括女性生殖器和乳房的形状。(文革开始)被大字报公布出来,被划为反动学生,从大家视野中消失。
 
无独有偶。我在清华附中的高一同学代星一(高645班6号)的性幻想几乎如出一辙。其对组织诚实度和政治结局亦如出一辙。“性压抑可以以其他方式转移或释放,比如刻苦学习。‘文革’爆发后,性压抑就跟着转移到政治上去了。(高中)”
 
清华附中:体育美
 
图4:1965年的清华附中女子中长跑队。
 
而在男女合校的清华附中,异性吸引和青春萌动像随风起浪的稻田一样自然而然。男生在圆明园晨雾中跑步时,会对白杨下背诵外语的女孩儿怦然心动。
 
在这里死钻学习的书呆子受到蔑视,体育夺冠受到英雄般的崇拜。北京市中学生跳高冠军的陈小悦,1米85的个头修长的双腿无疑是女生心中的白马王子。铅球冠军郑光召肌肉凸起,被称为“郑块儿”。
 
在中学运动会同场对决的高中组男子比赛,力量型的铅球比赛,四中包揽了前三名,薄一波儿子薄熙永是绝对冠军。而在技巧型的跳高角逐,清华附中的教授之子陈小悦优雅过杆一枝独秀。
 
比起男四中纯男性的冲撞和喝彩,清华附中女排队长刘刚高高跃起展臂扣球,男排队长刘传新扑倒在地抢拍“女神”。清华附中在异性的注目下过竿撞线,一举夺得了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四个团体中三个冠军。
 
从解放军学来的“谈心活动”,也使男女成双披上政治外衣,在自我批评下传递爱慕。以至于班主任不得不出面灭火“拆对儿”(周鸿钧回忆文章)。被称为“小东方红”的大型演出,要连续排练好几个月。台上演出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》,台下促成了“罗密欧与朱丽叶”。
 
四中“小四清”——清华附中“大预科”
 
文革前两年,发生在四中的“小四清”和清华附中的“大预科”,似乎毫无关联,实际上是两个和文革红卫兵互为因果、甚至是预演的极为重要的事件。
 
四中“小四清”:高干子弟政治演练
 
1964年至1965年,北京市西城区的北京六中、四中和八中先后有高干子弟发起学生风波,后来被称为“小四清”。
 
北京四中高三的一些高干子弟,挑头给陆定一(中宣部长)写信,提出学校搞修正主义教育,鼓励走白专道路,排斥干部子弟。要求进行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”(俗称“四清”)。
 
后来成为红卫兵领袖的秦晓回忆:“有一天,就跟小政变似的,突然召开支部会,大家又都选我当团支部书记。”各班团支书都由干部子弟回来,“由我们控制局面。”
 
各班教室后面墙上很快贴出了批判落后同学的“资产阶级思想”的小字报。后来成为红卫兵对立面领袖的牟志京发现,那些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,有不少取材于他的日记。“除了文字讨伐,还开过面对面的批判会。只记得承受力几乎到了极限……”
 
在班会上,出身好的讲光荣,出身不好的讲罪过。当时也遭到批判的周孝正等认为,这次风潮主要是干部子弟对上要求阶级路线,对下批判白专学生。但它的结局却是颇有戏剧性的,彭真派来了万里、张文松牵头的工作组。
 
秦晓回忆:彭真“很强硬,也很谨慎。最初把工作组放到学校外面,分别找人谈话,就像进了敌占区似的。”最后由万里在中南海训话,闹学潮的领头学生受到整肃。但实际上,高干子弟达到了目的。“小四清”结果:学校领导换人、高干子弟入党。
 
图5:1985年,男四中校长杨滨。
 
新任校长杨滨本身就是老干部,在很大程度上是来照看“我们自己的孩子”的,开始更明显的“阶级路线”。学校专门组织了干部子弟学习小组。1965年7月1日,孔丹入党。接着,马凯、李三友、秦晓陆续入党。孔丹说:以学生身份入党,“是人生的一个新阶段。”
 
这意味着干部子弟更多的优先权,而出身不好的学生,则面临更多人为的障碍。“一九六六年春,暴风雨将临。我连团员都不是,有一种被排斥在外的恐惧感……(北岛)”
 
“小四清”有点儿以“极左”反左、抢班夺权的样子。这极像是一年后群众运动学生组织的一次预演,但却是被清华附中效仿。
 
清华附中“大预科”:迈进大学的教育改革
 
图 6:赵访熊教授和清华附中数学教师傅眉、孔令颐、刘育群亲切交谈。
 
图7:六十年代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。
 
而此时1964年,在北京偏远西郊,校长万邦儒带领清华附中的教育改革开始走向巅峰。其最重要的标志是北京空前绝后的两届预科的创立。
 
预科班从高一选拔优秀学生,教材由大学编写、主课全由清华大学讲师任教。提倡“以外语为纲”“少做题,多实验”,教物理的张三慧老师是第一个用双语教学的。
 
预科班实际上就是清华“大预科”,等于一只脚踏入了清华大学。考试成绩无疑是最硬的指标。但冯玉中主任透露了一个出身潜规则,比如学号第1的田维煦(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)就没有选入预科。但成绩优秀的熊刚(中联部长熊向晖之子)落选令人不解。
 
所以,在预科知识分子子弟仍是主流,干部子弟紧追不舍。高二的干部子弟杨盘、邝桃生、阎阳生、张承志组织了“红缨”小组,准备跳级参加高考,并为此办了一份既有难题解析又有时事辩论的手写小报。与此同时,以高二的周忠钰、周舵为代表的教授子弟也办了一份手抄小报,在高知子弟中传阅。有人认为,这是后来文革派系串联的雏形。
 
而这时四中“小四清”的“阶级路线”,也蔓延到清华附中。和四中领导层的老干部背景不同,清华附中校领导大多是资产阶级和民国旧吏出身,四中的“小四清”使他们内心震撼。学校不仅模仿四中组织了“干部子弟学习小组”,更建立了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射击队。
 
和四中“资产阶级子弟”在“小四清”被批判时逆来顺受相反,清华附中的高知子弟一有机会就针锋相对。1964年由于一次平民子弟和高干子弟打架事件,演变成全校“阶级路线”的大辩论。两派的大字报互不相让,竟贴满了半个大饭厅。
 
和四中相反,在各个班级的团支部大多为高知子弟控制。高631班团支部的发展会也成了阻击干部子弟的战场,连外班的同学都挤来“观战”。两派据理力争,互不妥协,差一票也不行。这使双方都感受和学会了群众性运动。
 
图8:1965年阎阳生清华附中。自制“列宁衫”和报刊发表文章
 
把高干子弟的高层背景作为红卫兵发起的原因,几乎成了史学界和社会的共识。如果真是这样,拥挤着开国元勋中枢重臣子弟的男四中更应该是红卫兵的始作俑者,而不是产生在远郊自由化的清华附中。
 
四中“小四清”是个折中,撤换了校领导,收敛了干部子弟。清华附中的“大预科”选拔了精英,潜伏了分裂。正当四中高干子弟模仿治大国的父辈开始治理小学校时,个人主义天马行空的清华附中爆发了……
 
2012-05 谷雨草稿
2021-05 小满四稿
 
【主要参考文献】
 
北京三联出版社2012年《暴风雨的岁月》?
 
北京《纵横》杂志、北青报2006年《“文革”风暴前的清华附中》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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